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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贵疑方启信 为学有渐乃可成

 
 

时间:2016-08-02 02:43:00 来源:

 
   
 

张建文

《俄罗斯知识产权立法法典化研究》后记

本书是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从事 博士后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算是自博士毕业以来,对最近这几年个人学术工作的一个小结。

一、俄语法学研究者的学术自觉与学术担当

本书的主题,是关于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编纂方面的题目。

最初,考虑博士后研究项目时,想以“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编纂”为主题。但是,后来还是觉得有些过大。因当时国内也仅有极少数部分论文和著作涉及到这个题目,虽然其研究价值不容置疑,但我还是想把它再缩小些,于是就把主题集中在“民法典编纂背景下的俄罗斯知识产权立法法典化”上。

这也与我日渐清晰的关注这一领域的问题意识有关。我本来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民法学领域。但是,在研究和关注俄罗斯民事立法法典化历史的过程中,始终被几个问题所困扰,即:为何俄罗斯执政当局,无论是如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及其继任者等俄罗斯帝国时代的当权者,还是如列宁等苏维埃俄罗斯时代的当权者,抑或是如叶利钦、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等资本主义复辟时代的新俄罗斯的当权者,都无一例外地关注并极力推动着俄罗斯的民法典编纂运动?为何近两百年的俄罗斯帝国时期的民法典编纂运动都失败了?而在苏维埃俄罗斯时期与最近的新俄罗斯时期的百年之内成功编纂了三部民法典,并牵头起草了两个苏联时代的民事立法纲要和一个独联体成员国示范民法典?

拉近历史观察的焦距,近距离地观察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到200612月底结束,历时十四年的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编纂运动,令人惊奇地发现:这部民法典,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最年轻的民法典,有着许多令人称奇的地方。其中,最令人惊讶的地方在于,这部民法典在知识产权立法与民法典关系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与态度。它坚持将知识产权立法视为整个民(商)事立法的一部分,认为民事立法的基本规定完全可以适用于知识产权的规范领域,进而决定将知识产权立法法典化。其与世界上已有的知识产权立法法典化具有明显不同的地方:首先,它是在民法典的框架内予以法典化。以此与法国、菲律宾等国将知识产权立法在民法典之外单独法典化的模式相区别;其次,它将知识产权立法在民法典的框架内予以完全法典化,同时废除了之前正在有效实施的六部知识产权单行法,如著作权与邻接权法、专利法等。以此与越南民法典、独联体成员国示范民法典的不完全民法典化(部分法典化)的模式相区别。因此,可以说,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开创的知识产权立法与民法典关系的模式,为世界知识产权立法体例之一奇。

由此,自然地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何偏偏又是俄罗斯有此令世人愕然的创举?其究竟有哪些创造性之处?有何可称道之处?诸如此类的问题意识构成了去研究这个主题的根本动力。可以说这种好奇心与探奇趣是非常个人化的东西。但仅仅是个人化的东西还不足以使我对这个领域的问题意识更加清晰起来。正是在将目光聚焦在国内民法典编纂的学术争论上时,才使我对研究俄罗斯在民法典框架内将知识产权立法予以完全法典化问题的现实意义清晰起来。正如刘小枫所说:“问题意识是学术思想的关键,这是一个过于私人化的事情:我想究明某种东西,澄清某种疑虑,与我的纯属个人性的在世体验相关。但是,个人性的问题意识只有在与历史中的诸多个人的问题意识的交流和碰撞中,才会变得日益明朗”。

无论国内学界是否认可或接受俄罗斯立法的这种观点与实践,但都无法否认这种俄罗斯立法模式的存在,这是一个事实存在的问题,对该主题的研究和关注属于“走向事实本身”,而对于其是否能够,以及能够为中国未来的民法典编纂实践提供何种借鉴意义,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已经不是作者所可以一家言说与支配的领域了。但是,我觉得王国维曾经说过的一段话还是不应当忘记的:“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完成这部专题性研究,可以令我稍感欣慰。这本书是目前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俄罗斯民法典编纂背景下的知识产权立法法典化的专著,也是西南政法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在俄罗斯法研究领域中的又一新作,也是本人负责的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俄罗斯知识产权立法法典化研究”(第2008-NFX03号)的结题成果。如做母亲的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为作者的四年酝酿,两年写就,岂能无丝毫欣喜之色?

然而,这本书仅是本人所计划的俄罗斯民法典编纂史研究的一部分。研究从1700年彼得一世设立法典编纂局直到2010年梅德韦杰夫提出“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完善计划”之间的俄罗斯民法典编纂史简直就是我的梦想。对于期望在这个领域中探奇览胜的人而言,要走的路、要完成的工作、所面临的任务,还很长、很多、很艰巨。

刘小枫曾经劝勉我国的俄语学者:“现在懂俄语的学者似乎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实在可惜。其实,俄国的古希腊——罗马文化研究,就是一个大宝藏,它接续的是拜占庭传统”。通说认为,俄罗斯法属于罗马——日耳曼法系,但是这种说法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俄罗斯的法学直接就是从德国翻译而来,缺乏自己独特的东西。实际上,这种说法对俄罗斯所直接继受的拜占庭法的传统因素关注不够。如俄罗斯帝国时期编纂的《俄罗斯帝国法律全集》、《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等法典,就具有明显的拜占庭特点。究竟俄罗斯继受了哪些拜占庭法的传统因素?这种因素对俄罗斯法产生了何种影响?俄罗斯法具有与德国法和法国法相比较而言的不同的东西?此类问题都是等待俄语学者,包括俄语法学研究者,不断去探索的领域。

二、令我由衷地感激与感谢的人们

籍着本书的出版后记,在道德情感上,我负有不容迟缓的责任和义务,向曾经和仍在关心、鼓励、支持和帮助我的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首先要感谢的是我所供职的西南政法大学的付子堂教授。付老师是十年前嘱意我投身俄罗斯私法学研究的指路人。博士毕业后这几年,追随在付老师身边,在为人、为学上,均获益良多,大到关注的领域,小到日常资料之搜集,甚至标点符合之妙用,尽得付老师之指导与点拨。在繁忙的工作中,鼓励并支持我尽快完 博士后研究。感激之心,难于言表。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的 韩长印 教授是我的博士后导师。先生宽厚仁慈,学术严谨,可谓“着手处是自强不息,成就处是至诚无息”。正是在先生的支持和帮助下,才令我没有经济之忧地进入上海交通大学法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较少人问津领域的学术研究。每次到上海,先生与师母总是亲自驾车,邀请学术圈子中的同行与新秀、师弟与师妹等叙谈,既饱口福,更享教益。先生在事务极端繁忙之中,亲自督责我的出站报告的写作进度,邀请同领域的学者参加我的博士后出站专题报告会。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的 张玉敏 教授、 李雨峰 教授、 张力 教授,在我的报告撰写中和撰写后,提出了宝贵的专业意见和建议,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付 荣副 教授、其木提副教授、 万勇副 教授、 徐卫副 教授在我的博士后出站专题报告会上提出了诚挚的评价和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魏磊杰师弟与易萍师妹承担了我在站期间极多日常繁杂事务的处理;我的研究生杨毅、倘军伟、刘章平、姜浩等同学承担了博士后出站报告的文字校对工作。在我的内心处,深深感谢他们!

在此,还要向上海交通大学校办副主 任彭大银 博士、凯原法学院杜榴霞、付媛媛老师表示诚挚的谢意!还要特别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 熊莉 老师,没有她认真细致的校读意见,没有她耐心有力的督促,本书肯定无法及时印行。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张国西和李海云,我的岳父母杨秀湍和尹桂菊,我的妻子杨显英(小名),没有他们的支持,我无法从容走上学术的这条路,没有他们的支撑,我无法沿着学术这条路走下去。他们的理解和宽容、安慰与支持,使我可以做我喜欢的事情(业)。42日,儿子张永正就要满三岁了,他带给我们快乐和希望,祝愿他快乐成长!

                                         


刘小枫:“我的学术与旧书买卖”,载刘小枫著:《这一代的怕和爱》,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增订版,第348页。

陈治国:“徜徉于分析与诠释的思潮之间”,载《读书》2011年第3期,第10页。

刘小枫:“哲学与文学座谈会纪要”,载刘小枫著:《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增订版,第3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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