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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2年苏俄民法典编纂看列宁法治理念的渊源与局限

 
 

时间:2016-08-02 02:43:00 来源:

 
   
 
张建文 *
(西南政法大学 民商法学院,重庆 沙坪坝区 400031)
 
  摘  要: 列宁的法治思想源自于自彼得大帝以来诸位沙皇的依法治国理念,强调依法治国是俄罗斯近现代化转型中的一条重要主
线,但是列宁的法治理念与诸位沙皇的依法治国理念的共同的局限性都在于法制不缺,但都不是作为保障民众自由的法治,而是作为统治阶级“改组社会的组织手段”的工具主义的法制。
  关键词: 1922年苏俄民法典;法典编纂;法治理念;法制国家;
 
    
  众所周知,列宁对1922年苏俄民法典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民法典的社会主义方向。本文写作的目的在于追问:在1922年,苏维埃政权成立不久,秉持以破坏一切旧事物的精神打碎旧的社会组织与治理手段的革命者,为何要积极组织编纂并通过通常被认为是私有财产制度的产物的民法典?列宁的法治理念从哪里来?列宁的法治理念的局限性又在哪里?在我国目前对列宁法治理念的研究中,比较注重列宁法治理念与马克思、恩格斯总结的巴黎公社的基本经验的关联,但却严重割裂列宁法治思想与自彼得大帝以来沙俄统治者倡导的依法治国理念的联系,对列宁法治理念的局限性的认识归结为“对新型专政强调得多,相应地强调民主显得不够充分” [1]11
  本文认为,列宁的法治思想源自于自彼得大帝以来诸位沙皇的依法治国理念,强调依法治国是俄罗斯近现代化转型中的一条重要主线,但是列宁的法治理念与诸位沙皇的依法治国理念的共同的局限性都在于法制不缺,但都不是作为保障民众自由的法治,而是作为统治阶级“改组社会的组织手段”的工具主义的法制。由此体现了统治阶级急于推进国家的现代化转型进程的迫切心态,但也导致所制定的法律制度与一般民众所习惯和遵循的本土立法与习惯法规范的差距非小。纵观俄罗斯近现代化二百多年的历程,法制建设的突出特点就是国家主导、强制推进、缺乏个人自由保障,由此激起了一般民众对国家立法的集体冷漠与无意识。
  一、列宁法治理念的渊源
  苏俄民法典的编纂背景问题主要是回答:为何革命者一方面在以破坏一切旧事物的精神打碎旧的社会组织与治理手段的同时,而另一方面又制定了通常被认为是私有财产制度的产物的民法典?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将从两个方面进行,首先,从宏观层面,考察列宁等革命家的法典编纂思想与法治理念,廓清1922年苏俄民法典制定时苏俄统治阶层的对法典编纂和法治思想的一般态度与观念,回答法典对于苏俄统治阶层的一般必要性问题,其次,从微观的层面,考察民法典编纂本身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必要性问题,但前者是第一位的问题。
  1917年的二月革命是武装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革命,革命的后果是导致了尼古拉二世(1868-1917年)退位,建立了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但是很快布尔什维克就通过十月革命夺取了政权。有人评论说:“随着立宪会议被强行解散,自然法或普遍意志、以及法治的原理都被抛弃了。十月革命发布的不是《人权宣言》,而是《被剥削劳动者人民权利宣言》,不仅没收了皇族、地主和教会的土地,而且国有化一直扩展到对农民的分配,并采取了似乎试图一举实现共产主义式的果断措施,例如:工业的国有化、私有制和继承的废除、婚姻和离婚的自由与世俗化等(一部分令人联想到法国大革命后的过渡时期法)” [2]218
  1917年11月22日(俄历)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法院的第一号令,其第5条允许法院在刑民事判决中遵照旧政府的法律办理,“但做出这种判决时,只能以未被革命废除和不违背革命的良心和法律意识的条款为限。”1918年11月30日颁布的《法院条例》第22条附则规定:“在刑事判决和民事判决中,禁止引用已经被推翻的历届政府的法律” [3]101-102
  然而,由于革命的法律意识只不过是口号之类的东西而已,所以列宁本人也感到了立法的必要性,列宁明确指出:要“根据法制来管理国家” [4]353,“假如我们拒绝用法令指明道路,那么我们就会是社会主义的叛徒” [5]180,与彼得一世曾说过的话——“破坏法令,以叛徒论处”、 “无视法令,无异于叛徒”——惊人地相似。从十月革命最初的时期起,列宁就认为苏维埃国家的立法活动和法律的系统编纂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重视法令的系统化和法典的编纂。苏俄法典的编纂工作在1917年就已经开始,而且在以司徒契卡为首的司法人民委员部成立了专门的法典编纂司,并于1918年就开始着手制定无产阶级国家的第一部刑法典。列宁在1918年4月15日给司法人民委员部的信中清楚地体现了这个思想:“请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最好全体)到我这里来(日期和时间另行商定),座谈为进行下列工作,都作了什么:(1)出版《法令汇编》,(2)编纂法典……” [6]75。列宁在写给库尔斯基的信中说:“如果我们的法律‘自相矛盾’(这种情况无疑是有的),那么还设司法人民委员部和法案司干什么?法典编纂方面在干什么?——是怎样消除自相矛盾之处的?” [7]469
  列宁极为重视法典编纂活动,亲自参与各项法典的制定工作,对法典的编纂了做了很多原则性指示。特别是,在起草民法典时,民法典起草者最初在财产关系上规定了广泛的自由,列宁了解情况后,要求对此重新进行审定,以便规定国家对这些关系实行最大限度的干预。
  笔者认为,列宁的法治思想反映了当时自彼得一世以来俄国社会治理中的法治精神,这种法制精神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能仅仅从列宁本人曾经受过法学教育的背景出发,割断横纵的历史联系孤立地去评价列宁的法制思想,否则就会令人觉得,仅仅单凭列宁接受过短暂的法学教育和获得律师执业许可,就能够培养起革命家强烈的法治精神,就能够支持法典编纂活动顺利进行并成功通过,是大可令人怀疑的。我国的列宁法律思想研究者并没有看清楚这一点 [1]10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俄国长期的历史发展并不是铁板一块的,法治精神和理念在不断增长,而且成为执政者的统治理念。当代著名俄罗斯社会学家鲍·尼·米罗诺夫就指出,17世纪到20世纪初,俄国政体处在不断发展变化时期。17世纪的俄国曾存在过人民或宗法君主制;1700-1725年,统治俄国的是专制君主制;18世纪下半叶的俄国,形成了等级宗法制的君主制,并在1825-1850年转变为官僚合法君主制,由于1906年-1917年2月进一步演化为二元法制君主制,最后,在1917年2月确立了民主共和制。他的结论是:“在俄国,法制国家已初具规模,法律至上、 司法行政及权力分散是其本质属性,依据行政法规及合理制度施政的官僚阶层是其基本工具”,“事实终归是事实,俄国社会有法可依,君主及其政府基本依法行事” [8]170-171。可见,列宁的法治精神的来源不是或者说不玩全是其短暂的法律教育和法律执业经历,而是当时社会精神的普遍反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对法律汇编和法典编纂的高度重视,与自彼得一世以来俄国的统治传统高度吻合。
  要明白这一点,只要知道不仅仅是列宁本人具有法治精神和意识,在同时代的其他人身上也体现了这一点就够了。科兹洛夫斯基在1920年召开的第三次苏维埃司法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说:“如果到目前为止我们是在没有法典的情况下生活的话,这并不是说由于有人反对过制定法典,而是因为当时没有可能制定法典,谁也不怀疑有制定法典的必要” [3]124。当时的司法人民委员部领导人司徒契卡在1921年也说过:“我们常常碰到一个必须驳斥的神话,似乎我们总是反对法律,特别是反对制定各种法典,恰恰相反,我们是从建立诸如土地社会化、八小时工作日等等这种一般法规开始的,而且不可能不这样做。要知道,我国革命是有史以来最有组织的革命。难道我们能够拒绝像立法这样一种改组社会的组织手段吗?” [3]124
  司徒契卡一语道破苏维埃革命家法治精神和理念的本质,自彼得一世以来俄国社会中对法律的重视,也主要是看中了法律作为“改组社会的组织手段”的功能。从统治者的序列来看,彼得一世在18世纪初削弱了城市和农村公社及传统习俗的作用后,深感整治行政管理中的混乱局面,必须将自己和各行政机关的活动置于法律的框架之内。正因如此,彼得一世才开始了他发狂般的立法活动,立志要为各政府机构制定出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和条令、守则,同时将其置于他于1722年缔造的检察制度的监控之下,并力图赋予市民和贵族的自治权利 [9]。彼得后继者们也如此,如叶卡捷琳娜二世注重发展等级自治,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致力于增强政府管理部门的守法意识,尼古拉一世明显地仿效彼得一世,在扩大自身权力的同时,也借助于行政法,加强对政府机关的控制,他还试图将整个社会的生活也置于法律框架之内。要知道,正是在尼古拉一世统治期间,编纂出版了《俄罗斯帝国法律全书》和《俄罗斯帝国现行法律汇编》。如同叶卡捷琳娜二世或者亚历山大一世一样,尼古拉一世不仅宣称专制君主必须恪守法律,而且将此项原则列入了当时的立法。法治意识和守法精神强烈地体现在彼得一世以后的诸位沙皇身上,亚历山大一世曾说:“对众人而言,皆应遵循同一之法。若朕先行违法,则何人还将遵纪守法视为己任?即便朕可以超于法之所限,然而,朕并不想为之。朕不信世上尚有不合法之公正。恰恰相反,朕深感理应率先遵纪守法。他人可不求全责备,朕则难以逃脱公正之审判” [10]。尼古拉一世也完全持此观点,在他之后的历任沙皇包括尼古拉二世在内也都如此。所以,对于列宁这个新的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而言,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滋养不可能不发生作用,而且也难以骤然去除,即使革命家自己希望如此,也难以奏效。
  二、列宁法治理念的缺陷
  是否可以说,沙俄和苏俄时代的法治思想和精神都是毫无缺陷的?是否可以像鲍·尼·米罗诺夫所说的俄国“通往法制国家的漫长而曲折的路被1917年10月拦腰斩断” [8]174?在沙俄时代和苏俄时代,俄罗斯社会中的法治思想与理念与西方社会的法治思想与理念有何不同?笔者认为,显然不能认为沙俄和苏俄时代的法治思想与理念就是完美无缺,与历代向往西方的沙皇所羡慕的西方社会中的法治思想与理念就别无二致,实际上俄罗斯的法治国家建设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自然法精神的审视和批判,强烈地坚持实在法主义的观念,恶法亦法,在一般民众中也根深蒂固,尤其缺乏对公民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的保障。闻名世界的俄罗斯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就认为:“法律就是由行使有组织的强制力的人们所制定的规范,如果违反这些规范,违反者就将受到剥夺自由或死刑的制裁” [11]。日本比较法学家大木雅夫对此评论说:“以民众的眼光看问题的托尔斯泰,既不区别自然法与实定法,也不区分法与法律。然而,把法看作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的——正如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俄罗斯民众的法律观念,或许很容易成为播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法律观的土壤” [2]218。这段话也反射出了长期以来俄罗斯社会治理中法制不缺,但都不是作为保障民众自由的法治,而是作为统治阶级“改组社会的组织手段”——即统治阶级的意志的法制,也映照出了统治阶级急于推进国家的现代化转型进程所制定的法律制度与一般民众所习惯和遵循的本土立法与习惯法规范的差距非小。
  国家主导、强制推进、缺乏个人自由保障型的法制建设激起了一般民众的集体冷漠,而过于保障国家的权力缺少对公民自由的保护也导致了知识分子的不满。鲍·尼·米罗诺夫对19世纪俄罗斯社会的法制所作的评价——“19世纪俄国社会所遵循的法规为国家提供了太多的权力,未能满足包括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内的某些俄国公民的要求,也未能保证符合当时的西欧标准的社会生活” [8]171——其实也完全可以适用于苏联时期,这种乏自由保障型的法制建构直到20世纪90年代苏联时代终结,俄罗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重补资本主义的课时,才有所改观,国家主导、强制推进型的法制建设模式没有改变,但是已经开始注意到必须加强对公民的自由的保障,此为后话。实际上,印度著名作家、诗人、社会活动家、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早在1930年对苏联进行朝觐式访问时,就敏锐地意识到了苏俄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他说道:“我还是觉得,他们不能正确地划清个人和社会的界限。在这方面他们同法西斯分子相类似。他们忘记了,削弱了个人,不可能加强集体。如果束缚个人,那么集体也不可能获得自由”,进一步预言“在当今这个病患的时代,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可能是一种治疗方法,但是这种治疗是不可能持久的。” [12] 序3-4果然不幸被言中,在按照泰戈尔的意愿死后五十年才能公开自己的观点时,苏维埃已成昔日黄花,不复存在了!
  综上,列宁正是继承了自彼得一世以来沙皇俄国独特的法典编纂思想和法治理念,即强调法制作为改组社会的组织手段的工具价值,忽视对公民个人的自由的尊重和保障,而且作为治理工具的法制以由政府从自上而下地主导强制推行为特点,因此,就产生了对法律汇编和法典编纂的宗教式狂热。鲍·尼·米罗诺夫归纳了俄国法制社会的形成途径,认为:“俄国作为一个法制国家,其形成过程有如下几个途径:(1)在保证君主掌握全权的条件下,最高权力当局通过自我约束,服从于法律;(2)借助于彼此之间影响力的竞争,以及行政法、行政司法、检察机关及地方和等级自治机关等手段,限制政府机关及官员的权力;(3)在各行政主体之间,立法权、执法权及司法权三权分立;(4)最高权力当局首先授予社会各等级以等级特权,授予等级机构以等级及社会自治权利,继而授予全体民众以政治权利” [8]172。前三种途径实际上都是在比较平和的时期,君主主动采取的措施,而第四种是在社会冲突和压力比较大时,不得不采用的途径。苏维埃俄罗斯在立国之初的法典编纂活动,应当是属于第一种途径,即在保证布尔什维克独掌大权的前提下,最高当局通过自我约束,服从于法律,但是更重要的是希望用法律来巩固革命成果和推行社会改造。
  以上论述是从苏俄当时的执政党无形中所继承的沙俄以来的依法治国的传统理念来谈论苏俄法典编纂的必要性问题。作为附带说明,具体到民法典的编纂必要性而言,有一个令人非常感兴趣的问题早就被人提出来了,即“以苏俄社会经济组织既已根本变更,而否认私有财产之存在,顾又制定一般认为私有财产制度产物之民法,立法新奇,前无师承” [13]563,也就是说,在苏俄社会经济组织发生根本变更,不承认私有财产制度的前提下,为何又制定一般都认为是私有财产制度产物的民法典?笔者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苏俄当时面临的经济困境,经过长期的战争蹂躏,苏俄经济破败,内外交困,在国内经济方面,生产减少,秩序紊乱,民生困苦,在对外方面,主要是在世界经济交往中丧失了信誉,导致各国拒绝投资。苏俄政府为了摆脱难关,图谋俄罗斯的复兴,不得不变更方针,在1920年实行新经济政策。一方面,欢迎外国人来苏俄投资,特许外国资本家长期开发苏俄资源,并保证不受苏俄政府的征收和国有化,放弃对这些企业的国有化政策;另一方面,在国内限制征收的范围,承认私人交易自由、贵金属货币的占有使用,从而缓和内外交困的情势。但是外国资本家对苏俄政府的变通办法并不满足,声称如果俄罗斯长期陷于无法律无秩序的状态,殊失世界经济界之信用,令人不能冒险投资。苏俄政府必以其破坏法律之精神,建设一新俄罗斯法治国,使外国资本,获法律之保障方能安心投资。苏俄政府迫于社会经济之贫乏,为欲得与外国资本家妥协,固不能不制定法律,内之新经济政策,即为国家资本主义。在国家资本主义下,私法尚有存在之余地 [13] 564。于是苏俄民法典编纂的必要性问题就凸现出来。1921年12月召开的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了制定新的法律的任务:“在革命进程中和在政权机关实行的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型关系,应当在法律中得到反映,并在诉讼程序中受到保护” [14]593,会议还建议制定稳定的民事规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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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列宁全集》[M](中文版)第10卷.
[5]《列宁全集》[M](中文版)第29卷.
[6]《列宁文稿》[M](俄文版)第7卷.
[7]《列宁全集》[M](中文版)第3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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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泰戈尔.俄罗斯书简[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3]吴学义.苏俄民法之特色[J]. 何勤华 李秀清.民国法学论文精萃(第三卷)·民商法律篇[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14]《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Z]第1卷.
 
The Sources and Limitations of Lenin's Concept of the Rule of Law
-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viet Union Codification of Civil Code in 1922
 
ZHANG Jian-wen
 
Abstract: Lenin's concept of the rule of law is from some Czars’ logos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 since Peter the Great, emphasizing the rule of law is the main line in Russian modernization transition. However, the common limitations in Lenin's concept of the rule of law and those Czars’ logos are lack of the real rule of law which is to protect people's freedom. Although it is not lack of Legal system, the available law is only the tool for the ruling class to restructure social organization.
KeyWords: the Civil Code of The Soviet Union in 1922; The concept of the rule of law ; the country of Legal system 
 


* 张建文(1977-),河南邓州人,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博士后,西南政法大学俄罗斯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中国民法学与俄罗斯私法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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